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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后代也一直有乡里、什伍或保甲等制度。
人的天性，诸如男女之、亲子之爱，可能有助于核心家庭的发生和巩固，但很难支撑大家庭、家族或同姓村落。任何合理化正当化的外部干预，都依赖于获得足够数量和足够精确的信息。
荀子就特别指出长幼有序有便利社会行动的功用，事业捷成而有所休。一些多姓村落不但以姓名村，许多村干脆就以立村者的名字命名，这都反映了村落建立之初只有一家一户。参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30、2232页。[22]女性当然也可以以中止怀孕甚或抛弃孩子来反击男性的卸责，这种事也有过，也不算很少，但这会极大浪费了农耕时代非常有限的各类资源，包括女性的生育资源。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若视为双务合同，父慈子孝隐含的双向权利义务履行间隔长达20年甚或30年。
以及惩罚父亲本身也许会加重孩子的困境，现代社会中就常常且普遍有这类令人尴尬的经验。参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9页。参见Nancy R. Hooyman and H. AsumanKiyak, Social Geront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Pearson,2005, p.46. [24]《论语》中也留下了可视为孔子歧视老人的痕迹。
即便孩子成年了，体力超过了父亲，父亲相对丰富的社会经验及其在社区中积累的社会资本（人脉），也会令父亲在家庭决策中仍处于支配地位。[45] 将齐家同宪制勾连起来，是受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话语的启发。若生活资料非常充分，还可能指望在赡养的意义上儿子孝敬父母。村落社区的大量日常事务和关系不适合以正式法律制度来维系、规制和调整。
经此，我从农耕村落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层面集中论证了父为子纲、长幼有序等儒家教义发生的社会机理。一旦获得了超越家庭或血缘群体的意义，这些规范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也就有了新的意义。
他们相互间的竞争有可能令整个群体获益，却也可能对家和农耕村落组织和秩序构成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考虑到社会自然律，我认为这更可能是历史中国针对治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作出的智慧和精巧的制度安排。这是一条理解和解说儒家思想的路，对于儒家的志士仁人有意义。用年龄长幼序列来组织农耕社区，维系秩序，这与儒家在治国上一贯倡导贤贤或尚贤原则[35]也不冲突。
[16]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3页。子孝从经验上看，包括了赡养父母和听话。[14]其实，后世的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分析论述。相比之下，对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则缺乏这种潜在威胁促使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关爱已先期履行的父亲。
若不加约束，没有限制，内部的竞争容易过度，同辈间分歧严重，不但令竞争的收益完全耗散，更可能严重损害只能由家庭或社区生产的福利，甚至有可能完全毁灭亲情，会有人不惜借助外力来获取竞争的优势，即所谓引狼入室。这里关键是，与政治治理中可以高度抽象概括的上下级关系不同，父子关系其实很难抽象概括。
有关的介绍，可参见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这其中的道理就是，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参见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1页。这是本文的另一基本追求。第四，从社会公共政策来看，国家或社会若不以某种方式介入和干预，放任子不孝，会向全社会正在履行或本愿履行父慈义务的男子发出一个好人没好报的信号，或会进一步弱化男子本来就较弱的生物性慈爱，或会为不想履行父慈责任的男子提供了不履行的借口。其次，如果父慈有可遗传的先天因素，那么长期来看，关爱后代的男子会有更多后代长大成人，而天性不关爱后代的男子趋于更少甚至没有后代。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45]从中国革命开始时开始的农民革命，到改革开放前的农业合作化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1980年代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1986年9月26日）），都是中国农耕社区的基本制度变革，都曾以各种表达方式进入宪法，更重要的进入中国的宪法实践。
[29]尽管儒家从未将两者简单等同，但在民间，孝顺总联系在一起，流行孝就是顺的说法。[17]典型如在古希腊特洛伊战争中，特洛伊军队主力就是国王普里阿摩斯率领着他的50个儿子和12个女婿。
即便看似特别强调亲亲、分封诸侯的西周也并不例外。[37] 五、社会和国家视野中的齐家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尽管齐家是历史中国的一个独到的重大制度领域，却还是同治国和平天下相互勾连和支持——即便在农耕村落。
但受篇幅限制，我将另文讨论对于维系村落组织秩序甚至更为重要的男女关系，本文只分析对于村落的组织、结构和治理至为关键的父子和兄弟关系。这种考察不一定可靠，但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关爱后代的天性或可能遗传，或作为家庭文化获得继承。
当父亲不在（无论是去世还是外出）时，他都知道首先是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甚至不是母亲，要出头露面和当家作主。持久嵌在天高皇帝远自给自足的农耕村落和家族中的农民实在离不开这个群体和社区了。农耕村落的组织和治理则自有特点，有政治性和公共性的一面，但更必须包容兼顾农耕社区的小家庭乃至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追求，有很地方、很家庭、很个人或很私密的一面。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131、203页。
参见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事实上，长幼有序也会有助于维系良好的代际关系，在一些问题上会有效支持和正当化父母亲的决策，想想上一段提及的，长子未婚，次子想先结婚，父母亲会断然拒绝，不给任何解说也完全正当，就因为这是社会预设的缺省设置。
就社会经验现象而言，尽管会有例外，慈母却是常规，慈父则不是。荀子就特别指出长幼有序有便利社会行动的功用，事业捷成而有所休。
但失去的是齐家的宪制意义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意义。要确保这样的合同切实履行，重要的制度前提是一个长期稳定有序且高度同质的农耕村落社区，确保人们的关系是长期博弈，社区因此能获得并保持足够强大的压力。
由于不存在始终如一的本质主义的父子关系，自然也就不大可能以统一、始终如一且贴切的简单准则来规范父子关系。当然，偶尔还是有外来者，但很容易被村中每个人辨认和记忆，这几乎相当于他/她时刻受到摄像头的监控。中国古人以儒家为代表，之所以提出这一规范就因为，他们尽管理解，基于生物利益父亲通常会关心自己的孩子，有些也可能还非常关心，在这一特定意义上，可以称其为慈父。更无法设想，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各有妻儿家小的儿子就其小家庭的事务还不断请示他们的父亲。
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体力、智力和经验的差别，父子关系确实是支配关系。儒家先贤的经典和权威教训不大可能是不孝进入十恶的原因或动力。
又如对陌生人要求年长以倍，则父事之。[42] 也正因为齐家对治国的这些意义，在后世中国，只要可能，朝廷就会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来支持齐家。
[34]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孔子主张父父子子,[15]父亲要像个父亲样，儿子要像个儿子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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